2024年浙江考古成果集中展示 生动勾勒万年文化长卷

 “五一”假期,杭州西湖畔,浙江省博物馆孤山馆区的“浙里寻珍——2024年度考古成果展”吸引各地观众前来参观。该展览由浙江省考古学会主办,浙江省博物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承办,汇聚2024年浙江26处重要考古遗址出土的400余件文物,以考古之笔勾勒出万年文化史的壮阔长卷。

  梳理史前至明清文明脉络

  长江下游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浙江这片土地,以稻作火种点燃文明曙光,凭海港帆影书写丝路传奇。此次展览以时间为轴,分为文明新证、越地风华、东南肇兴、海陆交响4个单元,系统梳理浙江从史前至明清的文明发展脉络。

  4月下旬揭晓的“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浙江仙居下汤遗址入选。在展览的开端,就可以看到下汤遗址的考古成果。下汤遗址位于台州市仙居县横溪镇下汤村,面积约3万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厚达2.5米,包含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好川文化4个阶段,贯穿了浙江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始终,是中国万年文化史的重要实证。该遗址丰富的聚落要素、清晰的聚落结构,为研究中国早期稻作农业社会提供了重要样本。展柜里展示了下汤遗址出土的石磨盘、红色陶器等,均是上山文化的典型器物。考古工作者在下汤揭露出上山文化时期外围人工土台环绕中心台地的聚落格局,各土台可能对应基本的社会单元,这是研究上山文化社会结构的重大突破,而高等级墓葬的出现,表明社会已开始分化。

  萧山鲁公桥遗址的古代文化堆积自良渚文化时期开始,历经商周、汉晋、隋唐、两宋、明清,尤以良渚文化时期的遗存最为重要和丰富。该遗址的发现补充了钱塘江以南地区良渚文化基层聚落的实物资料,对研究良渚文化南传具有重要意义。遗址延续时间长,堆积变化大,反映了独特地理环境下人类适应自然、繁衍发展的过程。

  绍兴稽中遗址的发现去年被国家文物局公布为“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引起广泛关注。研究人员首次在绍兴古城确认存在战国时期越国大型建筑,印证了文献记载的越王勾践建都历史。汉代建筑叠压于越国基址之上,包括几组单体建筑和水井等,井内出土五铢钱、越窑青瓷和“会稽郡壁”铭文砖、“山阴丞印”封泥等带地名的遗物,结合墨书木刺、刻划文字瓦片,专家推断该遗址与汉代六朝时期会稽郡山阴县治官署密切相关。此地还发现成组铁矛、甲胄片、陶鼓风管等冶炼遗存,可能是一处官营兵器作坊。

  温州朔门古港是迄今国内发现的序列最清晰、内涵最丰富的古代港城遗址,入选“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并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24年发掘揭露宋代城门奉恩门,填补了温州古城考古的最后缺环;新发现唐宋码头遗迹,进一步丰富了港航设施体系;北宋2号沉船的清理和测绘初步完成,该船形状结构有明显的地域特色,可能由温州本地造船场制造。展柜中陈列着朔门古港出土的瓷器,令人遥想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盛景。

  宁波镇海口海防遗址扼守甬江、小浃江出海口,是明清以来东南沿海军事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99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镇海口炮台是中国近代海防炮台发展的实物例证,是东南沿海军民守土御敌、反侵略斗争的宝贵历史见证。2024年的考古发掘厘清了靖远、宏远2座炮台的平面布局与构筑技术,深化了对清代梯次防御体系的认识。

  展现浙江先民的勤劳智慧

  从稻作渔猎到建房筑城,从陶瓷烧制到航海贸易,展览中的一件件文物、一幅幅图片生动展现了浙江先民的勤劳与智慧。

  “这件战国时期的青铜鱼钩,看起来和现代的鱼钩似乎没什么差别,上面有锋利的倒刺,确保鱼儿一上钩就难以挣脱。”浙江省博物馆历史文物部馆员、策展人吴丝禾说,青铜鱼钩出土于宁波慈溪湾山遗址,其设计有一定的科学性,说明在战国时期,浙江沿海居民的垂钓技术达到了较高水平。

  湖州吴兴三湾窑址群从汉代延续至三国时期,其产品丰富,纹饰多样,为研究原始青瓷(高温釉陶)向成熟青瓷的演进提供了重要实物依据。这里的龙窑整体结构保存完整,由东向西分别为操作间、火膛、窑床、烟道,是浙江地区经科学发掘的最早汉代龙窑。

  嵊州缸山村遗址发现了专门烧制筑墓材料的砖窑群。窑炉营建适应地势及风向,布局规范合理;窑砖制作精良,种类较多。展览中可以看到缸山村遗址出土的画像砖,有鱼纹、钱纹、龙纹等,人首鱼身的鱼妇形象尤为特别。

  江南土地松软潮湿,如何防止建筑物下沉是一个重要问题。河姆渡文化时期的柱坑垫板、战国时期的垫土台基、宋代建筑中的缸基和磉墩,均体现了先民们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和高超的建筑营造水平。

  河姆渡先民积累了在潮湿地带建房的经验,创造了栽桩架板、高于地面的干栏式建筑,具有防潮效果,并在柱坑中使用木质垫板,扩大接触面,避免建筑沉降。

  绍兴稽中遗址发掘的战国建筑基址包括垫土台基和木构基础。木构建筑基础埋于台基面上深挖的基槽之中,由成组筏状地栿及立柱垫板构成。这体现了南方传统干栏式建筑与中原台基式建筑的有机结合,是中国古代建筑考古的重大发现。

  嘉兴东塔寺遗址揭露的塔基遗址反映了北宋时期江南建筑基础营建的较高水平。东塔寺塔基平面呈正方形,营造时先挖约900平方米的深坑,坑底打下密集桩基,坑内换土逐层夯筑,并在其中搭建木构框架:底层桩基中心竖立放置4层“井”字形木板套箱,其外侧先铺枕木和木炭,再交叉平铺木板地梁,地梁上放置52口大陶缸,缸基外侧还有两圈由4层竖立木板搭建的套箱,套箱外侧有多层桩梁加固结构,其上方也有交叉平铺的木板地梁痕迹。整个塔基结构复杂考究,甚为罕见。

  从考古现场直接搬到博物馆

  据悉,浙江省考古学会已连续10年开展年度考古成果评选活动,但却是第一次举办面向公众的展览。

  “评选活动经过多年的举办,已经形成文化品牌,吸引了社会公众的关注。为了满足公众对考古和文物保护日益增强的兴趣,我们策划了这个展览,让大家‘第一时间’看到出土文物。”吴丝禾说,很多地方都在举办考古展,但是像这样把一个省过去一年的重要考古发现进行集中展示,比较少见。展览时效性很强,有的文物去年12月才出土,今年3月就在这里和观众见面了。

  “这是特意给观众营造新鲜出土的感觉吗?”在展厅,记者看到一件文物上沾满了泥土。

  “是因为时间很紧,文物从考古现场直接搬到了博物馆,还来不及清理。”吴丝禾告诉记者,文物出土后,一般需要经过清理、修复,然后进行深入研究、评定级别。

  在展览序言部分,展示了2024年度浙江考古重要发现入围项目图表,介绍了每个遗址的年代、地理位置、代表文物等。“有了这个图表,我们可以从时空两个维度清晰地了解这些遗址。”一名青年参观者对记者说。

  宁波镇海汶溪遗址——补全河姆渡文化的历史拼图,云和显圣湾遗址——好川文化的中心聚落,临安衣锦城城墙遗址——“山、水、城”合一的设计观念……在各个考古项目的展板上,醒目的红色文字点明了该遗址考古发现的关键内容。

  “围绕每个遗址都可以写一篇万字长文,但观众难以记住太多内容,因此我们用简明扼要的语言来标注重点。”吴丝禾说,展览中还有视频解读,让观众更好地理解这些考古发现新在哪里、重要在哪里。

  浙江省博物馆馆长纪云飞表示,本次展览不仅是考古成果的集中展示,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博物馆要当好推进文明交流互鉴的传播者,以展览为媒,让考古文物走出库房,走进公众视野,在更多人心中播下守护文明根脉的信念。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2024年“湖北六大考古新发现”揭晓

武汉1月16日电 (记者 梁婷)2024年“湖北六大考古新发现”16日正式揭晓,荆门钟祥边畈遗址、武汉盘龙城遗址、荆州楚纪南故城、襄阳宜城王家岗北墓地、襄阳菜越墓地、荆州龙凤庄遗址等考古项目获评。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方勤表示,此次新发现涉及文明起源、青铜文明以及汉三国历史文化,对推动长江文明研究和传播展示具有重要价值。多个项目体现不同时期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甚至与域外的交流、共融,实证湖北地区在中华文明发展史及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中的独特地位和价值。

2024年12月,湖北襄阳菜越三国墓出土象鼻流提梁铜壶,具异域风情。

  位于湖北荆门钟祥的边畈遗址,2024年度发现遗迹较为丰富,包括房基、烧土堆积、灰烬层堆积、陶片堆积、瓮棺、墓葬等,出土器物以陶器为主。对于完善汉水以东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明确文化谱系,理解文明化进程等有重要意义。

  武汉盘龙城遗址是长江中游商代前期规模最大的城市聚落。2024年,确认杨家湾北坡存在大面积石头垒砌的人工遗迹,年代属于盘龙城城市聚落最晚阶段,其与杨家湾南坡的贵族居葬核心区形成关联,表明盘龙城城市聚落晚期遗址具有较高社会等级,以及中心区域因地制宜的城市规划格局。

  荆州楚纪南故城是迄今发现的东周时期中国南方最大的一座都城遗址。2024年度考古,首次发掘到具有较为完好垮塌堆积和建筑结构的大型建筑遗存,为研究纪南城内宫殿格局提供了线索。

  襄阳宜城王家岗北墓地出土湖北省内首例西汉纪年漆器漆耳杯,其造型及纹饰与甘肃、湖南,以及朝鲜等地出土的纪年漆耳杯相似,体现了这一时期八方文化已融为一体。襄阳菜越三国墓出土象鼻流提梁铜壶具异域风情,专家推测此壶器形应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播而来。

  此外,荆州龙凤庄遗址发掘了大量唐宋时期陶瓷,器种类丰富、来源广泛,彰显荆州作为长江中游地区商业中心和交通枢纽的历史地位。

来源:中国新闻网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考古取得重要成果——千米海底 惊艳出世

 海南日报记者刘晓惠

  海上工作500天,载人潜水器(HOV)下潜63次,载人潜水器在水中时长542小时,带缆无人潜水器(ROV)下潜3次,提取文物928件(套)……

  这一串数字,凝结着考古工作者的心血与智慧,也开启了我国深海考古的新篇章。历时一年,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三个阶段的深海考古调查工作落幕。

  潮起浪涌,深海考古队历经了怎样的过程?泱泱南海,这次深海考古打开了怎样的“时光宝盒”?

俯瞰驶向深海考古的潜水器——“深海勇士”号。

  潜入深蓝

  “发现大片陶罐!”“数以万计!”时间的指针拨回2022年10月23日,“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正在执行第500潜次任务时,潜航员在海底发出了惊呼。

  这一刻,定格成中国考古史上的重要时刻。

  近7个月后,2023年5月21日,国家文物局、海南省人民政府对外发布消息:我国南海发现两处明代沉船,分别被定名为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和南海西北陆坡二号沉船,保存相对完好,年代比较明确。其中,一号沉船文物以陶瓷器为主,散落范围达上万平方米,推测数量超过十万件;二号沉船则发现大量原木。

  2023年5月至2024年6月,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使用“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和“狮子鱼”号无人水下遥控潜水器,联合对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开展了三个阶段的水下考古调查,共提取出水陶器、瓷器、原木等928件(套),深蓝之下的神秘面纱被逐渐揭开。

文物提取。

一号沉船核心区摄影拼接图。

  2023年9月下旬,在水下考古调查第二阶段,“95后”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助理馆员董佳馨迎来了人生中第一次深海考古下潜作业。

  “我比任何人都紧张。”下水前一晚,董佳馨失眠到深夜。第二天,上午8点,她双手微微颤抖着进入潜水器。

  300米、500米、800米……潜水器缓缓下潜,潜水器照明灯打开的一瞬间,舷窗外出现了散落在海底的瓷器。此时,董佳馨和同事已潜入海底1500米,抵达西北陆坡一号沉船的核心地带。

  她先是看向右侧舷窗,当她扭头看见正面舷窗时,心里一震。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小山丘,定睛一看,小山丘由数以万计的瓷器堆成,层层叠叠,铺向远处,“太壮观了!”

  “这是我梦一百次、一千次也不会想到的景象。”此次考古调查项目副领队邓启江有过多次水下考古经历,当西北陆坡沉船遗址跃然眼前,他感到惊讶又兴奋。

  透过影像画面,海南日报记者看到在遗址核心区,堆叠着一眼望不到边的成片瓷器,瓷器上散落着泥沙,有的地方还长出了水草。部分裸露在水底的瓷器,花纹清晰,颜色鲜艳,惊艳不已。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孙键介绍,南海西北陆坡沉船遗址水下文物非常丰富,不仅器型多,而且瓷器的品种也多,有青花瓷器、单色釉、釉上彩,以及珐华器,甚至还包括金属器。“这反映了当时瓷器对外贸易非常繁荣。”孙键说。

  解码历史

  自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开辟以来,南海一直是重要的商贸通道,广袤的海面上,货船商贾往来不绝。南海西北陆坡的两处沉船,它们来自何方?又要去往何处?

  考古调查探明,一号沉船的船货以外销的瓷器为主,二号沉船的船货以从海外输入的木材为主。两处沉船年代相近,相距仅十多海里。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研究馆员宋建忠介绍,一号沉船的始发港可能为广东或福建沿海,从海南岛东部穿南海西北陆坡海域,沿越南中南部前往贸易中转地马六甲。二号沉船可能在马六甲装载原木后,经过越南中南部,穿过南海西北陆坡海域,再经海南岛东部,返回广东或福建沿海港口。

  “这是我国首次在同一海域发现出航和回航的古代船只,充分证明了这一航线的重要性和当时的繁盛程度,有助于深入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双向流动。”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主任唐炜说。

  明晰了沉船的来处和去处,考古队又是如何判断沉船的年代?

  在第一阶段的考古调查中,考古队通过观察一号沉船出水青花瓷的器型器类、胎釉成分、装饰技法等,认为一号沉船遗址年代约为明正德年间(1506年—1521年),但也有专家指出该船的年代可能为明弘治时期(1488年—1505年)。

  说法不一的主要原因在于弘治至正德年间民窑青花瓷器物器形的生产延续性很长,几乎没有太大变化,较难区分。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考古队对一号沉船年代的判断。

  今年5月,第三阶段考古调查出水了一件干支纪年“丙寅年造”款红绿彩碗。这只碗内底部绘有红绿彩绘仙人醉酒图,外腹部有红绿彩绘婴戏纹,外底以红彩双方框书“丙寅年造”款。“第三阶段考古调查最重要的发现是这只‘丙寅年造’款红绿彩碗,坐实了一号沉船的年代为明正德年间。”宋建忠说。

  宋建忠解析道,丙寅年为六十组干支纪年中的一个,六十年为一轮,明代丙寅年包括1386年(洪武十九年)、1446年(正统十一年)、1506年(正德元年)、1566年(嘉靖四十五年)、1626年(天启六年)。又根据第二阶段推测一号沉船年代为弘治至正德年间,发现只有1506年(正德元年)符合这一年代范围,其上1446年(正统十一年)与其下1566年(嘉靖四十五年)两朝的瓷器特征与一号沉船船货明显不符,进而明确此款确为1506年(正德元年)。

  “我们是幸运的!这只红绿彩碗是在第三阶段最后几次的下潜任务中被发现的,它的出现,让我们对一号沉船遗址的年代有了新的认识,提供了更为准确的考古证据。”宋建忠说。

  从人类文明史来看,一号沉船遗址满载如此巨大体量的外销瓷货物,反映了在欧洲人主导的大航海时代来临之前,以中国为中心的南海贸易航线,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中重要的一环,在将世界连接成一个整体的过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遗珍出水

  南海西北陆坡两艘沉船所载货物数量巨大,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无疑是色彩斑斓的珐华器。

  珐华,又称“珐花”“法花”“法华”,是一种以陶或瓷土为胎,施蓝、绿、白、紫等各色中温釉,采用沥粉之法勾勒纹样轮廓,二次烧成的器物。一号沉船的珐华器器形多为罐和梅瓶。

  珐华有多惊艳?6月13日,记者在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出水文物脱盐室,看到了部分出水瓷器正浸泡在去离子水中,进行脱盐处理。在放置了20余件瓷器的池子里,记者一眼就看到了一只蓝色的瓷瓶。其瓶身绘有花纹,整体蓝得鲜艳,花瓣白如洁玉,花蕊黄如金珀,做工十分精美。这是一只一号沉船出水的珐华梅瓶。

  “蓝如深色宝石之蓝,紫如深色紫晶之紫,黄如透亮之金珀”,许之衡所著的《饮流斋说瓷》就曾如此描述珐华瓷器。

  目前,国内外各大博物馆收藏的珐华器多为传世品,考古发现的历来罕见。一号沉船出现批量的珐华器,可谓惊艳天下。

青花人物纹罐。

螺形执壶。

鹭形执壶。

珐华贴金梅瓶。

象形执壶。

二号沉船乌木。

在浸泡瓷器的水池中,还有一件青花罐因体型相对较大而引起记者注意。其高约29厘米,外壁纹饰分为五组,以弦纹相隔。颈部绘云纹,颈肩交接处绘如意云头纹,肩部绘蕉叶纹,腹部绘人物故事图,近底部绘蕉叶纹。仔细一瞧,甚至还能看清画中人脸上的神情。

  出水瓷器中,比较特别的还有红绿彩瓷。不同于常见的青瓷,其釉面常以红、绿、黄等彩勾画出纹饰。出水的多件红绿彩瓷纹样各异,有人物纹碗、鱼纹碗、花卉纹盘等,洁白的釉色和大面积的红彩相配合,使人感到颜色十分明快、鲜艳。

  出水文物脱盐室里,共摆放着三个装有文物的大水池,其中两个放置的是瓷器,另一个放置的是二号沉船出水的乌木。该水池中,共有五块出水的木头,其中三块是普通船木,两块是乌木。对比之下,船木腐蚀程度高,木上的漏洞清晰可见,而乌木则密实黑亮,看不出被腐蚀的痕迹。

  宋建忠介绍,二号沉船遗址的出水原木为柿科柿属的乌木,该树种自然分布地区为斯里兰卡、印度南部、安达曼群岛以及尼科巴群岛。

  明朝时期,各种史料对于进贡乌木多有记载。明代中后期奢靡之风愈演愈烈,达官显贵喜用名贵木材制作家具及其他器具。

  “二号沉船的乌木从南亚进口回来,主要用于明代中期家具、艺术品的制作,再现了明代中期海上贸易的繁盛景象。”宋建忠说,一号沉船的珐华器、二号沉船的乌木均是沉船考古的首次发现,是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往来的重要见证,为中国航海史、海洋贸易史和中外文化交流等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来源:海南日报